Digital Camouflage 是什麼?AI 隱形衣真的能躲過監視器嗎?

Digital Camouflage 能干擾特定 YOLO 物件偵測,卻不是可靠的隱形衣。本文拆解它的原理、限制與柏林 AI 監控爭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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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mon Weckert 穿著 Digital Camouflage 襯衫站在 Kottbusser Tor,YOLO 標出周圍行人但沒有標記他
Digital Camouflage 在 Kottbusser Tor 的 YOLO 物件偵測示範。 圖片來源:© Simon Weckert – “Digital Camouflage”;Photo: Simon Weckert(https://www.simonweckert.com/digitalcamouflage.html)

一件花襯衫,真的能讓人從 AI 監視器裡消失嗎?

德國藝術家 Simon Weckert 推出的 Digital Camouflage,最近被形容成「AI 隱形衣」。示範影片中,物件偵測系統能框出周圍行人,卻沒有把穿著這件襯衫的人標成「person」。作品推出的時間,正好碰上柏林在 Kottbusser Tor 安裝 AI 影像監控系統,也讓它迅速成為反 AI 監控的話題。

但「某個開源模型沒有偵測到人」和「警方監控系統看不見你」是兩件不同的事。Simon Weckert 的官方作品頁也明確表示,展示使用的是通用開源物件偵測系統 YOLO,沒有宣稱這件襯衫能騙過任何特定政府系統。

我的判斷是:Digital Camouflage 值得被當成一件揭露 AI 弱點的藝術作品,卻不值得被當成可靠的隱私產品。它真正重要的地方,不是教人如何從監視器前消失,而是提醒我們,當政府把無法公開測試的 AI 放進公共空間時,社會很難知道它在哪些情況會失誤,又由誰承擔後果。

Digital Camouflage 是什麼?

Digital Camouflage 是 Simon Weckert 在 2025 年開始發展的穿戴式藝術作品。外觀看起來像一件使用粉紅、橘色、綠色抽象圖案的花襯衫,圖案的目的不是躲過人的眼睛,而是干擾電腦視覺系統對「人」的判斷。

電腦視覺(computer vision)是讓軟體從照片或影片辨識人物、物體與動作的技術。一般人看到一個人,會綜合身體、動作與所在情境理解畫面。物件偵測模型則從大量訓練圖片中,學會哪些輪廓、紋理、比例與顏色組合通常代表一個人。

這件襯衫利用的就是兩者之間的差異。它把特別設計的高對比圖案穿在身上,破壞模型習慣依賴的視覺訊號,降低系統把穿著者分類為「人」的信心。

Digital Camouflage 襯衫的高對比粉紅、橘色與綠色對抗圖案近照
襯衫以高對比抽象圖案干擾物件偵測模型依賴的視覺特徵。 圖片來源:© Simon Weckert – “Digital Camouflage”;Photo: Simon Weckert

這類方法稱為對抗攻擊(adversarial attack),也就是刻意修改模型收到的輸入,使它產生錯誤判斷。若圖案印在衣服、貼紙或實體物品上,又能在真實攝影機前生效,則稱為實體對抗樣本。

Simon Weckert 不是第一次用藝術作品挑戰演算法如何理解現實。2020 年,他把 99 支手機放進手推車,在柏林街頭緩慢移動,讓 Google Maps 一度把空曠道路判斷成塞車。這兩件作品的共同點不是「破解科技」,而是指出演算法看到的其實是替代訊號。Google Maps 把大量緩慢移動的手機當成車流,物件偵測模型則把特定視覺特徵當成人體。

柏林的 AI 監控系統在做什麼?

Digital Camouflage 會受到關注,和柏林的監控政策直接相關。

2026 年 8 月 23 日,Kottbusser Tor 開始安裝約 30 支監視器。根據德國數位權利媒體 netzpolitik.org的現場報導,系統先進入校準階段,把攝影機逐步接入 AI 軟體,確認設備能配合現場光線、人流與角度運作,之後才會進入正式使用。

這套系統的目標是行為與情境辨識。AI 會分析影像中的動作,嘗試找出可能和攻擊、鬥毆或事故有關的模式,再提醒警員查看。德國公共媒體 rbb/Tagesschau報導,警員在操作畫面中主要看到代表人物動作的線條骨架,而不是直接用臉部資料辨識身分。

柏林《一般安全與秩序法》第 24e 條也設下幾個限制:自動分析只能用於偵測可能涉及犯罪或事故的行為模式,不得進行遠端生物辨識,也不能讓 AI 直接觸發執法措施。警方必須先由人員查看相關影像或確認現場情況,才能對特定人士採取行動。

這代表 Kottbusser Tor 的系統不是一套公開宣稱要「看到臉就查出姓名」的臉部辨識工具。把行為辨識和臉部辨識混為一談,會讓討論失去準確性。

不過,沒有辨識姓名,不等於沒有隱私問題。行為辨識仍然要先從影像中找到人、追蹤動作,再判斷什麼情況值得警示。經過廣場的每個人即使沒有犯罪嫌疑,也會先被系統分析。真正的爭議因此從「AI 知不知道你是誰」,延伸到「AI 是否有權持續判斷每個人在做什麼」。

AI 隱形衣如何騙過物件偵測?

要理解這件襯衫的效果,必須先把監控系統拆成不同工作。

影像分析工作 系統要回答的問題 Digital Camouflage 已公開展示的效果
物件偵測 畫面中有沒有人?人在哪裡? 在通用開源 YOLO 示範中,穿著者未被標記為人
行為辨識 這個人正在走路、跌倒、打架,還是做其他動作? 沒有柏林警方實際系統的公開測試結果
臉部辨識 這張臉是否和資料庫裡的某個人相符? 襯衫沒有遮住臉,也沒有證據顯示能阻止臉部辨識
跨鏡頭追蹤 不同鏡頭中的人物是否為同一個人? 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能穩定阻止

物件偵測通常是後續分析的第一關。如果系統一開始沒有畫出代表人體的框,就可能無法把這個人的影像送進下一個行為分析階段。Digital Camouflage 正是從第一關下手,讓模型難以把頭、肩膀、軀幹與四肢組成一個完整的人體特徵。

Kottbusser Tor 監視器旁的 YOLO 畫面標記其他行人,中央穿 Digital Camouflage 襯衫的人沒有框線
示範畫面中,通用 YOLO 模型標出周圍行人,卻沒有把中央穿襯衫的人標記為 person。 圖片來源:© Simon Weckert – “Digital Camouflage”;Photo: Simon Weckert

不過,這不是把攝影機關掉。原始畫面仍可能拍到穿著者,現場警員也能用肉眼看到他。只要系統改用另一個模型、從其他角度拍攝,或把物件偵測和臉部、步態及跨鏡頭追蹤結合,襯衫就可能失效。

換句話說,它干擾的是特定模型的判斷,不是讓光線繞過身體,也不是把影像從攝影機裡刪除。

穿上後,AI 真的就看不見你嗎?

目前最負責任的答案是:它能騙過某些測試條件下的物件偵測模型,但沒有證據證明能穩定避開真實城市監控。

Simon Weckert 的示範使用 YOLO。YOLO 是 You Only Look Once 的縮寫,是一系列能即時找出畫面中人物與物體的開源模型。這能證明襯衫不是單純的視覺噱頭,卻只能說明它對該示範環境與模型有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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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示範中,YOLO 持續標記其他行人,穿著 Digital Camouflage 的人則沒有出現 person 框線。 影片來源:© Simon Weckert – “Digital Camouflage”

學術研究也證實,對抗服裝確實可能在真實世界發揮作用。2020 年發表的對抗 T-shirt 研究顯示,研究團隊設計的衣服對 YOLOv2 在實體環境中達到 57% 攻擊成功率。這裡的成功率是指原本應該偵測到穿著者的情況中,有多少比例被成功干擾,不代表穿上後有 57% 的時間能對所有監視器隱形。

同一篇研究也揭露更重要的限制。當圖案用某個模型設計,再拿去攻擊另一個模型時,成功率只剩約 10%~13%。在戶外光線、距離與角度改變後,效果也會下降;研究中的方法在攝影機夾角 20 度內、距離 4 公尺內表現較好,超出條件後就沒有同樣保證。

另一項多角度對抗紋理研究之所以要把圖案覆蓋到更多衣物表面,正是因為早期方法只要遇到觀看角度改變,攻擊成功率就可能大幅下滑。衣服會皺、人體會轉身、環境光線會變,人群也會遮擋彼此,這些都是數位測試難以完整模擬的變數。

因此,Digital Camouflage 不能被當成安全保證。它比較像一把只對特定鎖具做過示範的鑰匙,而我們不知道城市實際使用的是不是同一把鎖。

既然不能保證隱形,這件襯衫為什麼仍然重要?

Digital Camouflage 最有力的地方,反而是它沒有辦法證明自己能騙過柏林系統。

城市監控通常使用封閉的商業軟體。外部研究者不知道系統使用哪些模型、在哪些影像上訓練、警示門檻如何設定,也無法拿同一批畫面測量誤報率。藝術家只能用同類型的開源模型展示風險,市民卻要在無法自行選擇的公共空間裡接受真實系統分析。

這種資訊不對稱會帶來三個問題。

第一,社會很難判斷系統是否有效。攝影機找出多少真正的暴力事件、產生多少錯誤警示,以及警員花多少時間處理誤報,都需要公開數據才能評估。只展示幾個成功案例,不能證明整套系統能降低犯罪。

第二,行為本身具有情境。揮手可能是打招呼,也可能像攻擊的起手動作;快速奔跑可能是在逃離危險,也可能只是趕車。模型可以辨識動作形狀,卻不一定理解人物關係、前因後果與當地文化。若警示集中落在特定群體,人工覆核也可能因為先看到「AI 判定異常」而受到影響。

第三,功能可能逐步擴張。柏林現行規則排除遠端生物辨識和 AI 自動執法,這是重要界線。但硬體一旦建好,未來若更換軟體、放寬法律或延長資料用途,原本的行為警示系統可能變成更廣泛的追蹤基礎設施。治理不能只看系統今天承諾做什麼,也要看它明天能被改成什麼。

柏林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專員在 2024 年對 Kottbusser Tor 警察分局的另一套既有監視器進行檢查時,曾認為該套設備缺乏充分法律依據,且路人很難繞開監控。這和 2026 年新裝設的 AI 系統不是同一個專案,不能直接視為新系統已違法;但它說明同一地點的監控措施,過去就曾因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引發爭議。

Digital Camouflage 值得買嗎?

如果目的是收藏設計、支持數位公民權倡議,或用服裝表達對公共監控的立場,Digital Camouflage 有清楚的作品價值。藝術家也表示,部分銷售收入會捐給捍衛數位權利、反對監控擴張的組織。

如果目的是避免被 AI 監視器辨識,我不建議把它當成安全設備。官方沒有公開不同模型、不同距離、不同攝影機與不同光線下的完整測試,也沒有第三方證明它能對柏林警方系統生效。穿著鮮豔圖案甚至可能更容易被真人注意。

這件襯衫最適合的使用者,是理解它的限制、在意作品所提出問題的人。需要實際隱私保護的人,不能把個人安全建立在一個未經特定系統驗證的圖案上。

一套負責任的 AI 監控系統,至少要公開什麼?

AI 監控不能只用「最後仍由人決定」作為安全保證。人工覆核很重要,但人仍會受到模型選出哪些畫面的影響。更完整的制度應該讓外界檢查系統從資料、模型到執法流程的每一層。

1. 公開明確用途與禁止用途

政府要說清楚系統偵測哪些事件,也要列出不得使用的功能。例如禁止臉部辨識、不得用於一般身分追蹤、不得因單一 AI 警示就採取執法行動。用途改變時,不能只用內部設定更新帶過。

2. 公布準確率,也公布誤報率

準確率不能只在封閉測試場地計算。系統還要公開不同時間、天氣、人流密度與事件類型下的表現,並揭露每 1,000 次警示中有多少最後被判定為無關事件。對公共安全系統來說,誤報會占用警力,也可能增加無辜民眾被盤查的機會。

3. 允許獨立紅隊測試

紅隊測試是由獨立人員刻意尋找系統弱點,包括對抗圖案、遮擋、逆光、群眾活動與不同行動能力者的情境。Digital Camouflage 正好證明,模型不能只用供應商準備好的正常影片驗收。

4. 設定資料保存與查閱紀錄

應清楚限制原始影像與警示資料保存多久、哪些人能查看,以及是否能移作其他案件使用。每次查閱都要留下紀錄,讓外部監督機構能追查是否遭到濫用。

5. 用可驗證成效決定是否續用

柏林法律要求定期評估監控對當地犯罪的影響。實際執行時,評估不能只看系統抓到幾次事件,還要比較犯罪是否下降、是否只是移到鄰近街區,以及新增成本是否比增加巡邏、照明、社工或其他措施更有效。

Digital Camouflage 常見問題

Digital Camouflage 能讓監視器拍不到人嗎?

不能。攝影機仍會錄下穿著者,真人也看得見。公開示範只顯示特定物件偵測模型沒有把穿著者標記為「person」,不代表影像消失或檔案無法保存。

它能阻止臉部辨識嗎?

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說法。襯衫沒有遮住臉,設計目標是干擾人體物件偵測。臉部辨識、步態辨識與跨鏡頭追蹤是不同技術,需要分別測試。

它真的能騙過柏林警方的 AI 嗎?

目前無法確認。Simon Weckert 明確表示,他使用通用開源 YOLO 系統展示效果,沒有宣稱作品能騙過任何特定政府系統。拍攝地點在 Kottbusser Tor,也不等於接觸或測試了警方後端軟體。

AI 之後會不會學會辨識這種圖案?

有可能。模型供應商可以加入類似圖案重新訓練,改用不同偵測器,或把多種影像訊號一起判斷。對抗攻擊與防禦通常會持續互相更新,因此很難存在永遠有效的單一圖案。

柏林的系統有做人臉辨識嗎?

依 2026 年現行法律規範與官方說明,Kottbusser Tor 的行為辨識系統不得進行遠端生物辨識,也不能讓 AI 自動觸發針對個人的執法措施。這不代表系統沒有隱私風險,而是風險重點在持續影像分析、行為判斷、誤報與未來用途擴張。

結論:它不是隱形斗篷,而是一張給監控系統的考卷

Digital Camouflage 已經證明一件事:某些 AI 物件偵測模型,可能因為一塊穿在身上的圖案而漏掉眼前的人。這是實際存在的技術弱點,不只是藝術家的想像。

但它沒有證明穿上襯衫就能躲過城市監控。模型、攝影機、角度、距離與後端分析只要有一項不同,結果就可能改變。把它宣傳成萬用 AI 隱形衣,反而會掩蓋作品最值得討論的問題。

真正需要被測試的,不只是這件襯衫,而是監控系統本身。當一套 AI 開始在公共空間判斷誰的動作「異常」,政府就有責任公布它怎麼判斷、錯過多少事件、誤報多少人,以及在證明無效時如何停止使用。

這件襯衫不會讓人從城市消失。它做的是把原本藏在鏡頭後面的演算法,拉到所有人面前接受檢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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